15世紀，歐洲大陸興起了發(fā)現(xiàn)新大陸的熱潮，人們被各種傳奇鼓舞著，希望找一條通往遙遠東方神秘而富饒的中國的道路。

        1533年，250個英國人每人各出250鎊，弄了三艘船雇了200個水手，委托他們沿大西洋向北，找一條通往中國的海上通道。

        這200個水手真不含糊，他們一路向北，來到了北極。途中在挪威附近遭遇了特大風暴，三艘船被風浪打沉了兩艘，最后只剩下最大的一艘莫斯科威號，他們還是堅持著到了北極。上岸后他們滑雪橇在荒原上搜尋了2000公里，直到遇到了歐洲歷史上有名的恐怖大王艾文，才知道此路根本去不了中國。他們用鋼筆和墨水交換了艾文手里的貂皮等土特產(chǎn)，“雙方都覺得這是一樁很劃算的交易”，又千辛萬苦回到了英國。

        他們沒有完成預定的任務(wù)，只是證明了北邊的路到不了中國。于是他們用艾文的貂皮換了錢償還了商人們的投資。

        250個商人沒有跟著他們一道前往，他們知道，既然委托了這200個水手，唯一正確的選擇是信任他們。

        水手們接受了委托，他們認為這是250個投資人對他們的信任，唯有恪盡職守方能報答這份信任。所以他們才不辭辛勞，哪怕遇到船被風浪打沉這樣的事也堅持不辱使命。沒有找到去中國的路算是沒有完成任務(wù)，因此水手們要把錢還給投資者。

        這就是信托責任(trust)的產(chǎn)生。

        公職即公信

        從那以后，信托責任成為一種根植于職業(yè)經(jīng)理人內(nèi)心的基本價值觀：公職即公信(a public office is apublic trust)。西塞羅把它解釋為，如果一個人擔任了某一職務(wù)(to hold an office)，他就是這一職務(wù)上的官員(officer)，他就承擔了一定的義務(wù)(duty)，他就應該是負責任的(responsible)。同時，人們把與這個職務(wù)相連的權(quán)力放心地交給他，相應地就會期待他能夠有責任心地行使這個權(quán)力，在處理事務(wù)時充分考慮他人的利益。

        這樣的原則后來成了文明社會的共識。

        1841年，一艘郵輪威廉·布朗號在北大西洋不幸撞上了冰山沉沒了。41位幸存者擠上了一條小船，然而這條小船超載，隨時可能面臨滅頂之災。兩天后，為了讓更多的幸存者活下來，船員們把14名男性乘客扔到海里，留在船上的是兩位已婚男乘客，一個小男孩和所有女性乘客，還有船員自己。當時的法庭記錄到：“沒有一位船員被扔到海里。他們當中有一個廚師，還是個黑人。”要知道，美國那時種族歧視很嚴重。

        第二年，罹難者家屬把船員們告上法庭，聯(lián)邦法院把這件案子當謀殺案審理。

        赫爾墨斯是幸存者當中的一名船員，他的律師在法庭上為他辯護說，當船沉沒于汪洋大海之中時，每個人都回到了自然人的狀態(tài)，每個人都可以盡心盡力地維護自己的生命安全而不必再去考慮文明社會給予他們的責任。所以，赫爾墨斯出于自我保護的動機，“在這奇特而緊急的情勢之中扔下乘客的做法是無可厚非的”。

        法官卻不這么看。船員有船員的義務(wù)，即使他們回到了自然人的狀態(tài)，這種義務(wù)仍然跟隨著他們。

        法官的判詞里寫道：“社會法則的本質(zhì)將船員和乘客置于不同的關(guān)系之中，我們可以很有把握地宣稱，船員的義務(wù)就是保護對他們充滿信任的乘客，而不是犧牲乘客。”

        最后，赫爾墨斯被判有罪。

        就是說，信托責任的觀念排斥對自我的過分關(guān)注，包括濫用權(quán)力。幾百年的時間里，信托責任的概念延伸到權(quán)力的合法性上，人們普遍認為，當擁有權(quán)力的人濫權(quán)或以權(quán)謀私，那么權(quán)力就不具備合法性。

        濫用權(quán)力之殤

        正如教皇約翰·保羅二世在《百年通諭》里指出的那樣，“當權(quán)力不能被正確地行使，甚而妨礙到他人利益時，它將失去其合理性。因為其出發(fā)點是為了獲取個人利益，這種利益不是來自于事業(yè)的整體發(fā)展和社會財富的共同積累，相反，它來自于損害他人利益的非法盤剝和投機，來自于對他人之間團結(jié)和諧的踐踏。這種權(quán)力完全是不正當?shù)?，在上帝和他的子民眼中，它是一種濫用。”

        這種觀念本來就來自于宗教。世界上所有的宗教，無論大小，大多都尊崇這樣的倫理原則，那就是對自我的過度專注會擾亂心智，讓人們失去判斷是非的能力。要擺脫自我焦慮始于對自身的反省與檢驗。正如《舊約·以西結(jié)書》里說的：“禍哉！牧人只知牧養(yǎng)自己。牧人豈不當牧養(yǎng)群羊嗎？”

        2009年的華爾街金融危機中，以雷曼兄弟為首的大企業(yè)的高管們就是這樣只知牧養(yǎng)自己的牧人。那些身居高位，拿著巨額年薪和花紅的人在金錢和利益面前幾乎放棄了自己的職守，為了一己私利不惜犧牲投資人和股東的利益，最終導致了席卷全球的金融風暴。

        實際上，信托責任并沒有給人們提供一套成文的行為規(guī)范，它更是一種由文化、習俗和日常行為習慣構(gòu)成的約束機制。在一個發(fā)達的市場環(huán)境中，人們在接受每一個信托責任時，并不了解受托人是否能遵守這些約定，但卻能夠根據(jù)經(jīng)驗和約定俗成的做法假定他能夠完成委托，而且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不出乎意料。

        信托關(guān)系要求接受委托的人將他人的利益，尤其是委托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如此一來，其行為才能反映出更寬廣的訴求、利益和價值。  同時努力把他人利益視為自我利益的延展，從而保證他人利益在接受委托人的職務(wù)行為中得以實現(xiàn)。這種過程不是強制的和被迫的，更多的時候表現(xiàn)為被委托人的心甘情愿，不用監(jiān)督，有時甚至是一種完全獨立的行為。

        當然，光有這樣的規(guī)范是遠遠不夠的，法律要為責任信托的施行提供基本的保障。甚至，為此制定的法律成了整個市場機制的基礎(chǔ)。它體現(xiàn)在對每一個合約的代理人、合作伙伴、信托人和企業(yè)主管及經(jīng)理所擔負的受托責任的具體規(guī)范上。(作者為某房地產(chǎn)集團董事會主席)